2011年11月7日前总书记赵紫阳的二公子赵二军先生从海外归国，路经广州。信力建先生、圣观大法师作东，在广州珠江新城中和广场的素成斋素会馆，用素食宴请赵先生，广州的一批文化、教育、企业界人士作陪，我荣幸与会。
席间，我们就一些学术思想问题作了探讨。赵二军先生非常健谈。以下是我当时的一点体会。
1、当全世界的政治领袖都在居安思危的时候，我们的一些领导却在歌舞升平、居危思安。这大约也算是一种中国特色吧。
2、政治家要求赢在当下，思想家却要求赢在未来。政治家要求迎合乌合之众，思想家要求卓尔不群。政治家靠权力改变社会，思想家靠观念影响大众。政治家利用大众的愚昧，思想家启迪愚昧的大众。政治家借用流行的观念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；思想家批评流行的观念，找到新生的力量。政治家以成王败寇论英雄，思想家以思想魅力见功夫。他们的边界线一般来说是清晰的，思想家如果成了政治家，一般都是悲剧性人物。政治家如果是思想家，社会必然变革。
3、学生干部是一个好干部。好在最为安稳，听话，服从。如此理解，中国的事情便一切都可以理解。
4、一个国家的政治，一旦被诉诸武力解决问题争端，那么，一切道德文明都将免谈。最无耻、最罪恶的事情都做过了，一个人还需要遮羞布吗？在中国权力的祼奔时代，就是从那场暴力开始的。伪善其实也是一种善，一个人只要一直伪下去，至死，那个遮羞布也没有被揭开，那么，这个伪善就可以转变成了真善。
一个成熟的民族，会上下一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块遮羞布。不要轻易被撕破。文明的底线就是那个非暴力。一旦突破了这个非暴力界线，那么，遮羞布就不存在了。
5、“不成熟的男人愿为某种事业英勇的死，成熟的男人愿为某种事业卑贱的活着”。这是《麦田守望者》里的一句话，很经典。其实，一个民族如果动辄暴力革命，追求悲壮而死，其实也是一种不成熟的表面。温和、理性刚健而执着地去做一件件小事，通过这些零碎的小事来促进社会的良性变革，才是一个成熟民族的特征。因此，英国人，相对于法国人就更为成熟一些。英国人的理性克制，压倒了法国人的热情冲动。英国人做事，追求细节、理性与技术上的可行性，因此，英国不容易出现雄才大略式的野心家。出不了拿破仑式的人物，但是，这是英国的幸运，而不是英国的失败。
6、法国的拿破仑曾经这样对国会说：“我通过改革天主教，终止了旺代战争；通过变成个穆斯林教徒，在埃及站住了脚；通过成为一名信奉教皇至上的人，赢得了意大利神甫的支持；如果我去统治一个犹太人的国家，我也会重修所罗门的神庙。”（古斯塔夫.勒庞著,严雪莉译，《乌合之众》，凤凰出版社，2011年7月版，第50页。）因为拿破仑的目的不是信仰，而是统治有效。
因此，圣观大法师说，中国最尊崇孔子，最推崇儒家的三种人，第一是元朝的皇帝，元大德十一年（1307年）九月，刚即位不久的元武宗加封孔子“大成至圣文宣王”。 元朝对孔子的尊崇立即超越了唐、宋两代，因此，把孔子加封到最高的地位。加封文是这样的：“上天眷命，皇帝圣旨：盖闻先孔子而圣者，非孔子无以明；后孔子而圣者，非孔子无以法。所谓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仪范百王，师表万世者也。朕纂承丕绪，敬仰休风，循治古之良规，举追封之盛典。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，遣使阙里，祀以太牢。于戏！父子之亲，君臣之义，永惟圣教之尊；天地之大，日月之明，奚罄名言之妙？尚资神化，祚我皇元。”
其次是满清入关之后的清王朝，康熙雍正都是极力推崇者，最后是二战时侵略中国的日本皇军。为什么这些外来的侵略者要对中国的孔子与儒家那样推崇，而且最为卖力？其实说到底这是一种愚民统治术。这与拿破仑当年在欧洲西处侵略扩张，所到之处，都为敬当地的神，修当地的庙，大力推广当地百姓迷信的对象是一样的道理。如果一个外族要灭中国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中国继续儒化，这有几个好处，一是可以让中国人继续弱国愚民，二是可以趁机借尊孔读经，装扮自己，让中国人误认为那些入侵的外族才是真正的孔孟之道的正统继承者。
在中国，那些动辄要人尊孔读经（自己倒不一定读），并且要以孝治天下的人，如果不是笨伯，那确实是一些心术很邪恶，动机很可怕的人。我不能够说尊孔崇儒的人都是坏人，但是，在中国，有文化的坏人确实比较容易倡导这个。目的很清楚，那就是如果没有成功，成为人上人，则借这个人取得成功，成为人上人；如果成功了，成了人上人，则要借这个保住自己的特权。
7、一个被儒术完全儒化的民族，后果只能够是出现愚民与懦夫，即使是自己的妻子被人当面强奸，也不敢吭声。因为，作为男人被儒化即奴化之后是没有血性的，同时，一个社会被儒化之后，这里也不可能会有什么公理与公正及正义。因为，在这里官僚特权横行霸道，贪污腐化遍地开花，没有一个可以说理及伸张正义的地方。即使GDP数字上来了，又能够改变什么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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